爱岗敬业，无私奉献，一心为民，务实清廉，生命不息、工作不止……10多天的采访中，熟悉他的人都试图用最恰当的词语描述他……
       清明节前夕，市委书记杨树平，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吕挺琳和陕县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同志来到刘安璋家，看望、慰问刘安璋的家属及子女，高度评价刘安璋同志对文化事业的执着追求，对丰富老百姓精神文化餐桌做出的贡献，称其是党的群众路线的忠实实践者、焦裕禄式的好干部、最美基层文化人。
       三门峡、陕县一些老领导、文化界人士清明节前后也多次自发开展各种纪念活动，用多种方式，缅怀刘安璋温暖人心、感人至深的事迹，翻看他编纂的各类报刊，寄托大家无尽的思念。
       提起刘安璋，很多人都说认识他：满头银发，身体瘦削，面部清癯，衣着朴素，待人谦和，说话时总是面带笑容，一脸真诚。他散发的热情，向人们传递出暖意与平和。他手里提着一个布兜或纸袋，里边装着自己的或别人的稿件，夹杂着报刊、志书，走路匆匆忙忙。他仿佛总在写、总在改、总在编，与人见面也总在念叨文化事儿。
       记者采访时，熟悉刘安璋的人都试图用最恰当的词汇和语句来描述他：爱岗敬业，执着于文化事业；无私奉献，全身心扑到工作中，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一心想着文化工作如何为群众提供精神食粮，想着如何解决单位职工后顾之忧让他们充分发挥聪明才智，从没有想到用权力为自己和家人办事……

刘安璋(左一)等在安国寺查看该寺文物保存情况。 资料图片

      文化工作就是他的命
      刘安璋，1940年出生于陕县大营村。三千多年的古陕州孕育了这片文化沃土，诞生了“分陕而治”“甘棠遗爱”等佳话。受古老乡土文化的熏陶，刘安璋从小就热爱家乡的文化。
      14岁那年，刘安璋还未初中毕业，就因身体羸弱而退学。在家那段时间，他四处借课本“学文化”，自学完成初中学业。其间，他听说学校有演讲比赛，就毛遂自荐参赛，竟获得了一等奖。
      后来，他学会开拖拉机，成为铁路工人。但由于身体不好，他就回家了。村里人知道刘安璋的文章写得好，就让他去大营大队团总支抓文化工作。那时，大营是省、地、县的重点和典型。
      1958年，周恩来总理视察大营，谈到了知识青年投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意义，刘安璋备受鼓舞。此后，他常常利用晚上、农闲，收集、整理资料10多本，编写出演唱材料，供大队业余剧团演出。他还为大队俱乐部办的油印小报、黑板报、幻灯片等撰写了大量稿件，把村里文化活动搞得有声有色，远近闻名。1964年，《河南日报》农村版编发了一整版，对大营村文化活动作了全面报道。
      1965年，刘安璋获邀参加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受到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这是他一生最辉煌最幸福的时刻！
      记者采访时看到：这张长长的发黄照片装在镜框里，安放在刘安璋家客厅电视柜的正中间。记者在刘安璋家人的帮助下，找到了年轻英俊的他。
      刘安璋在《金秋甘棠》一书中写道，这次大会影响了他一生。中央领导在讲话中勉励大家，“虚心向工农兵学习”“永不脱离群众”。他牢记会上强调的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定了一生做好文化事业的理想信念。他懂得，想干成事，凭的是信念、执着，与官职大小地位高低无关。之后5年，他都谢绝了到县里做其他工作的邀请。
      1984年，他担任陕县文化局局长，各项工作走在全省前列。省里提出编文化志，各地都不知道该咋入手。后来在省里开会，大家正为编文化志发愁，却听说《陕县文化志》已准备付印。大家十分惊讶，纷纷希望能得到一本《陕县文化志》做样板。刘安璋有句名言：“干文化工作好比挤公共汽车，得只争朝夕。如果赶不上这趟，就只能等下一趟了。不能老是赶不上趟啊！”
      刘安璋突出的能力、业绩引起县领导的关注，为搞好教育改革与管理，1992年，县里决定调刘安璋任县教委主任。相对于比较清贫的文化局，县教委可是个有权有钱人又多、不少人挤破头都想争的单位。然而刘安璋却向县领导说自己的根在文化，希望继续留在文化局，并找时任三门峡市文化局局长的王双全给县领导说情。后来县领导告诉刘安璋，县教委是个大局委，责任重大，需要他这样德才兼备的人。最后刘安璋还是服从组织，去了教委。王双全告诉记者：“我当时劝他要考虑县领导的一番好心，他却笑着摇摇头，坚持要我找县领导再说说。我最了解他，他考虑的不是权、钱和私利，而是文化事业。”
      2000年，刘安璋退休，家人认为他身体不好，可以好好休息了。但心系文化事业的刘安璋，只要有人找，他一定会帮忙。2000年，全国第二轮编纂县志工作已启动两年，全市各县（市）、区县志编写如火如荼，而陕县还没有起步。于是，曾编纂过《陕县文化志》《陕县戏曲志》等史志的刘安璋“临危受命”，被特聘为陕县第二届（1986-2000）县志主编。
      这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从天文地理、历史沿革到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涉及180多个部门单位、230多个乡镇农村。家人不忍心他劳累，再三劝他不要接手，但刘安璋说，这是陕县的大事，一定要去！   
为编好《陕县志》，刘安璋多次组织召开动员会、现场交流会，和编辑们一起挤公共汽车，往返于各部门各乡镇搜集材料。县志特邀编辑之一刘贵元告诉记者：“编辑环境很艰苦，冬天手都冻坏了。他身子瘦弱最不耐冻，但他冷了就跺跺脚、搓搓手，暖和一下再继续写。”
      5年后，刘安璋率领总编室一班人顺利编成113万字的巨著，在全国、省市史志成果评选中均荣获一等奖。国家史志部门还在郑州召开会议推广陕县经验，把陕县县志作为范本，供其他地区撰写时学习参考，既为陕县争了光，也为后人留下一笔珍贵的财富。
      10余年来，刘安璋勤奋笔耕，结集出版了《崤陵芳华》《甘棠揽胜》《金秋甘棠》三部地域文化专集，参加了《陕县文化志》《三门峡市文化志》《大营村志》等20余部志书专集的编写工作。他任主编编纂的《三门峡慈善》志书，是他患肺癌做手术后的心血之作，今年3月正式出版，成为他一生编纂的最后一本志书。
群众满意他才满意
      1975年，刘安璋任陕县文化馆副馆长，后任党支部书记。有人认为文化馆是个闲职，可他认为这里可不是自娱自乐的地方，而是调动本县最优秀的人才，为群众组织文艺节目、提供文艺作品，为群众提供精神食粮的地方。职务不高，责任重大。
      十年动乱摧残了文化事业，百姓对知识的饥渴，刘安璋看在眼里。文化工作要为群众服务就得提供实实在在的东西。在年事已高的老馆长李树滋支持下，他创办了《群众文化》和《群众文艺》等油印报刊，在干部群众中产生了极大反响。在此基础上，他要求各乡镇文化站都要办一份适合当地的油印小报。油印小报要自己采编稿件、设计版面，自己刻蜡版、推着油印。这种小报要想让干部群众喜欢，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要凭真本事。当时在大营文化站工作的何北辰，说起文化站的工作津津有味：“那可真锻炼人，全县每月要进行学习培训，还要进行一次公开交流与评比。虽然是油印的，群众都很喜欢，很多业余作者也积极写稿。刘安璋在文化馆、文化局工作时，吸收了摄影、书法、戏曲、音乐等很多人才。文化站长哪样不会，就跟着文化馆老师学习，培养了一批优秀文化站站长。10多年后，这些人大多成为县里各局委的领导，甚至县级领导。”
      刘安璋抓工作实打实。为了做好乡村文化工作，他走遍陕县的各个乡镇村落。南边塬上的乡镇他常常步行，王家后等较远的乡村，他就搭段顺路车，然后再步行。每到一个乡，他都详细调研，看村里有什么文化遗址、民间曲调，群众有什么需求，对县乡文化工作有什么意见。一次，他们到张汴乡检查文化站工作，天下大雨，路上泥泞不堪。有人说等路稍干点再走，他等不及，因为这天还要到原店镇去。于是他们深一脚浅一脚，一步一滑地向原店进发。鞋上泥越粘越重，后来两脚已经难以将鞋提起来，刘安璋便从路边扯根藤条，将鞋和脚缠在一起行走。
      当时看文化站的工作好坏，只有一个标准，就是问当地群众，看他们对油印的小报、黑板报、文艺节目等满意不满意，群众满意了他才满意。
      经过几年辛勤的努力，陕县17个乡镇的文化站创办起来了，224个农村俱乐部和文化室创办起来了，114个农村业余剧团也创办起来了，共培养民间艺术人才438人，在全县形成了“村村挂银幕，庄庄歌声平；舞台百花放，艺苑千枝荣”的繁荣景象。
      上世纪80年代，时兴流行歌曲，传统戏曲影响力下降，各地剧团都在走下坡路。
      陕县蒲剧团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蒲剧主要在山西有影响，对河南来说是小剧种，发展形势不乐观。此时的陕县蒲剧团在“文革”中元气大伤，出现了艺人严重老化即将断代的局面。刘安璋克服困难开办了中专蒲剧戏校，培养年轻演员。一批新人培养出来，团校合一后，富余的40多人怎么办？剧团资金困难，演员演出没有动力，演出后县城没有人看，不演出演员工资发着都很困难。恶性循环，一时间关于剧团能否保留流言很多，人心惶惶。
为了使蒲剧团尽快走上正轨，他辗转到县直各部门说好话、做工作，理顺人员关系，减轻剧团负担，确保剧团人员构成合理精干。他坚信剧团只有服务群众、吸引群众，才能求得生存。但这些事不是简单地开个会、布置一下就行得通的。身为县文化局局长的他亲自组织人员编戏写剧本，经常为剧团联系演出地点，亲自带领剧团到陕县、灵宝，甚至到山西省的农村为广大群众演出，既服务了群众，又搞活了剧团。演出多了，闲话少了，技能高了，收入多了，剧团焕发出勃勃生机。
      1990年，剧团在山西演出，得知该省将举办振兴蒲剧调演。但陕县蒲剧团级别太低，没有参赛资格。时任陕县蒲剧团副团长的高选民告诉记者：“刘局长了解情况后，不辞劳苦，多次找市里领导，3次赶赴太原商谈。功夫不负有心人，不久，山西省文化厅向河南省文化厅致函，邀请陕县蒲剧团参赛。河南省文化厅非常重视，立即批复，同意陕县蒲剧团代表河南省参赛。”在不到半年的准备时间里，刘安璋亲自审校剧本，参演的《县长的家政》和《山婶学车》艺惊四座，荣获了综合治理奖、剧本奖、舞美奖、导演奖等大奖，参演演员获二金二银等奖项，一次捧回这次调演的七项大奖，在豫晋两省文化界引起轰动。
      在刘安璋任局长时，陕县文化工作闻名省内外。当时，陕县文化局的二级机构有8个，全部荣获县级文明单位称号，其中有4个成为市级文明单位；陕县文化局、县图书馆均荣获省级文明单位称号；曲健康成为受国家文化部表彰的全国文化战线劳动模范。 
      谁也说不清他帮了多少人
      刘安璋一向古道热肠，别人有啥难处，需要帮啥忙，只要提出来，他立马去办，谁也说不清他帮了多少人。有时候，他看到了，即使别人不说，他也主动帮助。
      杨军茂是个农村青年，是刘安璋把他带入了文化领域。在杨军茂被借调到省文化厅工作期间，每到农忙时节，刘安璋就把化肥、农药、种子买好后，用自行车驮着送到杨军茂农村的老家。
      张新秋曾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地记者，复员到陕县文化馆工作。后因家庭出身被划为“右派”，下放到农村。平反恢复工作后，一家人在县城住没住、吃没吃。时任陕县文化馆副馆长的刘安璋知道情况后，克服各种困难为张新秋一家安排了一间半房子，还把自己家的半袋玉米面送到他家，解决了他生活上的燃眉之急，并鼓励他要发奋图强。张新秋创作的《风流才子》《粉黛冤家》等剧作均获全国大奖，成为闻名省内外的剧作家。去年10月下旬，得知刘安璋病危，80岁的张新秋忍着病痛，不顾子女的劝阻，连夜从北京赶回三门峡看望刘安璋。当听说文化界朋友们自发组织“刘安璋同志事迹座谈会”，他上午还在医院输液，下午坚持参加了座谈会。他说：“安璋踏踏实实给老百姓干事，给咱文化界树立了榜样。”
      2011年春节前夕，朱家明因投资发掘非物质文化遗产陕州糟蛋而陷入困境，全家连年都没法过。得知消息后，刘安璋悄悄地在除夕为他家送去了菜、肉、面等生活必需品。随后，刘安璋几次在朱家明最困难时，向他伸出援手。即使刘安璋病卧在床，听说朱家明遇到困难，他还为其准备了5000元。朱家明每次谈起刘安璋几乎都是声泪俱下。
      陕县图书馆原来只有几间藏书的瓦房，刘安璋担任文化局长后，着手筹建图书馆。曲健康作为首任图书馆馆长，在征地建馆的紧张工作中，患了严重疾病，他一面自己打针控制疾病，一面坚持建馆。就在此时，有人因个人要求未能满足，便四处告状，有关部门就对曲健康进行调查处理。刘安璋十分气愤。当有关部门征求刘安璋意见时，一向温和的刘安璋拍案而起，旗帜鲜明地说，曲健康为建馆连命都不顾，这是大前提！非原则性的缺点错误可以责令其改正嘛，决不能致人于死地！更不能放任一些人乱咬！就这样，曲健康更加拼命工作，把陕县图书馆建成了国家一级图书馆。
      在陕县人大常委会任职期间，他听到一些群众反映某乡一名干部执法犯法，群众不送礼不办事，有人送礼就乱办事。虽然群众意见很大，却一直没有得到查处。有一天，省人大代表到陕县视察，他就把这事进行了重点汇报。虽然他后来受到不明真相的领导批评，但最终帮助群众惩处坏人，他的心里十分高兴。
      刘安璋是个好心人，在陕县是出了名的。有人以为刘安璋什么忙都会帮，在刘安璋任县教委主任后，就找刘安璋要求办各种不合规矩的事。其实这些人不知道，刘安璋帮忙也是有原则的。不该办的事，他坚决不办。有的人情实在难以推脱，就借故躲开。刘安璋的二女婿赵博理对记者说：“父亲那时为了躲开那些人，经常来儿女家蹭住。有时候就在我单位的会议室里支张床凑合，后来甚至在各个朋友家借住。”

      那是为了工作，不用感谢我
      在家人和同事看来，刘安璋心里装着文化工作、装着人民群众，唯独没有他和他的家人。在利益面前，他严格自律。
      工作紧张忙碌使刘安璋很少与家人相聚。特别是调到县城工作后，他回家的次数更少了。大女儿刘慧芳哽咽着说：“有一回，我们两个多月没见父亲，特别想他。只有十几岁的我带着妹妹搭顺车去县城看他。但他没在单位，四处打听才找到父亲的住处，可父亲又不在。这时，我不小心把妹妹带丢了，又怕又急，幸好遇到父亲的同事，他一边告诉我说父亲跟着蒲剧团下乡了，一边帮我找到妹妹。”后来，刘安璋的同事将惶恐不安的姐妹俩，带回自己家休息。刘慧芳依稀记得那夜很晚的时候，父亲来同事家看她们，“我在睡眼朦胧中看到父亲的身影，也许他考虑到我们睡得太熟了，走到床前俯下身子看了看，没忍心叫醒我们。” 
      1984年，农村青年姚千文在文化馆办的油印小报《群众文艺》上发过几篇小说，引起刘安璋的关注。经过刘安璋的争取，家境贫寒的姚千文竟然顺利地进入县文化馆工作。姚千文一家人做梦都没有想到。有天晚上，姚千文的妈妈带着姚千文，提着一包纸绳捆着的饼干，专门到刘安璋家道谢。谁知却被刘安璋批评一顿：“你能写作，我才调你到县文化馆的，有啥可谢的？再说，你家里又困难，钱应该办正事。”临出门时，又拉扯几回，那包饼干都被挤碎了，刘安璋还是未收……现在已经50多岁的姚千文，向记者讲起“一包饼干”的故事，讲着讲着就泣不成声了……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兀好民也是这样被刘安璋发现培养的。刘安璋亲自帮他要来编制、办了户口，把他从农村选拔出来，安排到县文化馆工作，为他提供创作条件，逐步把他培养成一位著名作家。当时文化站的大多数同志都是在他的帮助下，解决编制户口，从农村青年变成了国家干部。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不少得到刘安璋帮助的人，都以各种方式向他表示感谢，但都被他拒绝了。
     廉洁对于有的人来说可能是被迫的，因为头上悬着党纪国法这把利剑。可是对于刘安璋来说，讲廉洁仿佛是多余的。因为在他心目中，给你权利就是让你用权力来组织协调干部职工做好工作的。用在别处，那怎么行！了解刘安璋的人都知道，因帮别人而收礼，或者用权力谋私利对于刘安璋来说，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刘安璋任县教委主任时，一个近50岁的女教师向他反映：她高中毕业，当知青下乡时曾任民办教师，30年熬成了公办教师。如今身患疾病，仍坚持在条件艰苦的农村教书育人，而丈夫和家在县城，公婆年迈需要照顾。她希望刘主任能把她调到离家近的城镇学校，刘安璋当即答应。女教师为表示感谢，临走留下一个装着1000元钱的信封，刘安璋当即让女教师把钱收起，还满怀愧疚地说：“你这问题早该解决，迟至今日，我要说声对不起，怎么有脸收你的礼？这是为了让你更好地工作，你不要想那么多。”
     刘安璋任职期间，从未动用职权和关系为家人谋私利，他的4个儿女从学校毕业后，都是自己找的工作。甚至二女儿下岗在家待业两年，刘安璋也未为她安排工作。一次，听说县文化系统要招工招干，女儿就央求父亲给安排个工作。谁知父亲马上变了脸，生气地训斥她：“你都不想想，我是局长，能搞特殊化？这事儿没门，你想都别想！”吓得女儿再也不敢吭声。在父亲自立、自强、公正、廉洁精神的感召下，儿女们遇挫后并不气馁，现在也都以自己的能力在社会上站稳了脚跟。
     小儿子刘松良说：“父亲留给我们的是一种榜样和精神，对我们独立工作和生活是一种锻炼。我们从未抱怨过父亲，相反，我们还感谢父亲让我们比一般的同龄人更早成熟、找准自己的位置，打拼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发展空间！”
     如今，刘安璋留下的房子还是单位20世纪90年代集资建成的70㎡的老房子。三门峡甘棠苑总经理吴启民称赞刘安璋：“身正挺如松 品高齐青云”；陕县党史史志办公室原主任刘全生也作词纪念：“天地有正气，凛然藏一身。……君去魂犹在，英名永世存。”这或许是对刘安璋为人处世的最好诠释。

     活儿还没干完，我还要做事
     刘安璋三年前患了肺癌，做了手术。朋友们都不知道，因为他们平时看到的刘安璋和正常人一样，上班、改稿，编纂史志，搞文学创作。
     去年夏天的一个下午，刘安璋与王双全约好在张新秋家里讨论稿子。“他脸色刷白刷白地，汗流浃背。我当时以为是天太热。过了几天，张新秋打电话告诉我，安璋早已病了，而且很严重。”王双全惊呆了。
    “父亲不让我们告诉别人，怕大家知道了担心，不让他继续工作。”大女儿刘慧芳含着泪说。那时的刘安璋为了配合化疗、打点滴，需要在胳膊上埋针管，“他一再要求埋在左胳膊上，他说这样就能腾出右胳膊拿笔了。夏天再热，他都会穿长袖遮住，不让别人看出来。后来，左胳膊不能再埋针管了，他才勉强同意埋在右胳膊上。”
     为刘安璋看病的主治医师刘玉花每次去查房，都会看到刘安璋强撑着坐在病床上写文章、改稿子，“他非常乐观、坚强。去年8月，他的病情已经非常严重，胸痛、背痛，胸闷气短，坐都坐不住。但他一声不吭地忍着，稍微好点就立马投入工作。”刘玉花说，“他恳求我调小药量，因为药的副作用会引起恶心、吃不下饭、全身无力。他想调小剂量，能有力气做事。”
     陕县政协原副主席刘建华心痛地回忆说，安璋酷爱文化工作，即使病重、化疗期间，他也在坚持写稿、编志。有一次，听说他再次住进医院放疗，刘建华等人一起去看他，劝他以后安心养病，不要再工作了。谁知，过了一段时间，刘安璋却拿着一本新编的杂志，送到刘建华的家。刘建华批评道：“安璋，你不要命了，干嘛还要拼命工作啊！”
     去年9月中旬，他最后一次住进医院，只要听说有人来医院求教，他都要求儿女赶紧卸下仪器，然后端坐在病床上，强撑着微笑接待客人。客人一走，儿女立马为他装上仪器。“我们劝他好好养病，但他不听，他还要求我们将他的口述编成短信回复给别人，小到对联，大至文章细节，父亲无时不在想着他热爱的文化事业，想着支持他的群众。”二女婿赵博理哽咽着说。
     10月16日上午，陕县一位农村老人不知道刘安璋的病情，仍然来到黄河三门峡医院病房，请他帮助改稿。“父亲当时在病房里气色很不好，强撑都很艰难，我们原想让那位老人过几天再来，但父亲觉得他从几十里外赶过来不容易，摆摆手制止了，他让那位老人一字一句念给他听。”刘慧芳哭着说，看着爸爸呼吸困难，说话有气无力，身上疼痛得坐不住，豆大的汗珠从额头上滚下来，我们含着泪反复劝道：“爸爸，你就歇一会儿吧！”刘安璋没有听。两个多小时，那位老人念着，刘安璋吃力地边听边提出修改意见。
这天下午，刘安璋病情恶化，转入重症监护室。
    “他戴上了呼吸机，不能说话。但他艰难地抬起胳膊向我比划着表示，这里不许外人探视，他就不知道工作进度，他想尽快出去。”医生刘玉花说到这里，感叹道，“从医这么多年，我从未见过这样坚强乐观、忘我工作的人！”
     三门峡、陕县各界人士听说他进了医院重症监护室，纷纷自发地拥向医院，走廊里挤满了人。
2013年11月10日20时55分，刘安璋逝世。青山垂首，黄河呜咽，仿佛都在默念着刘安璋超拔的美德与灵魂。
     刘安璋走了，他在文化事业上播下的敬业、为民、务实、清廉的种子正在发芽，正在开花结果。他对乡土文化的自觉与坚守，深深感染和影响了社会各界人士，形成了浩浩荡荡的人间正能量……
刘安璋走了，人们将永远铭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