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次飤簠 ，春秋，铜器，通高19.5、口长29.2、口宽23.3、足高3厘米，重6.1千克。1978年河南淅川下寺8号墓出土。现藏河南博物院。

    何次飤簠共两件，1978年出土于河南淅川下寺8号墓，M8：3器保存较好，仅器盖上部一侧稍残。长方形，大口，直沿，斜腹，平底。铜簠口沿下有较短的直壁，盖沿设有四个兽首卡扣。斜腹两端各附有一个兽首形竖环耳。矩形足呈喇叭状

撇，四足之间留有果叶状空档。器表饰蟠虺纹。器底与器盖内顶部均铸有铭文，内容基本相同，唯底铭较盖铭多一“吉”字。盖铭共四行，每行6-9字，计30字，内重文二（图1）。现释铭文如下：隹正月初乙亥，毕孙何次，自作飤簠。其眉寿万

疆，子=孙=永保用之。底铭共四行，每行7-10字，计30字，内重文二（图2）。现释铭文如下：隹正月初吉乙亥，毕孙何次，自作飤簠。其眉寿万年无疆，子=孙=永保用之。

        图1  何次飤簠盖铭                图2  何次飤簠底铭

毕孙何次，“何次”当为人名。“何次”前冠以“毕孙”或许与毕氏有关系。周代毕氏，始自毕公高，源于文王。《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曰：“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文之昭也。”《顾命》正义引《世本》：“毕、毛，文王庶子。”毕氏以封地得氏。《史记·魏世家》称：“高封于毕，于是为毕姓。”《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杜预注：“毕国在长安县西北。”

         关于铜簠的起源，郭宝钧先生认为最初是由竹木器演变而来。仔细观察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最早的夔纹铜簠，其形状确与日用的竹筐相似。《说文解字》：“匡，饭器。”《诗经·良耜》：“载筐及莒”郑玄笺曰：“筐吕所以盛黍也。”可见，匡是作为盛粮之器。铜簠的出现可能与匡有一定的联系。甚至有学者认为匡当是簠的异称。

关于铜簠之用途，《仪礼·公食大夫礼》有“宰夫膳稻于粱西”的记载，郑玄注：“进稻粮者以簠”。《周礼·秋官·掌客》郑“簠十”，郑玄注：“簠，稻粱器也”。这些文献记载基本认同“簠”是装盛黍稷稻粱的器物。部分铜簠铭文也自铭其功用，如叔家父簠铭文“用盛稻梁”，伯公父簠铭文“用盛稻糯梁”等。此外，考古发现进一步印证了其盛粮食的功用。在山东长清仙人台出土的铜簠，器内发现有黄色食物，经化验为粟类粘糕性物质，盖、器皆有铭文“用实旅梁”。山东薛国故城M1：76 铜簠出土时其内盛炭化的粟米类食物。综合文献和考古实证基本可以断定铜簠主要是用来盛放稻梁粟类的食器。

西周贵族“重食器、轻酒器”。主要表现在西周时期始于商代的传统酒器大为减少，与此相对的，诸多食器如鼎、簋、豆、鬲等，不论从数量上还是形制上都空前发展，尤其是新出现了长方形斗状簠，进一步印证了周人重食的风气。

青铜簠的使用基本贯穿整个两周时期。但是，到了战国早期以后青铜簠便逐渐走向衰亡。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铜敦、铜盒等新器物的产生导致了铜簠的衰落。铜敦是春秋中期新生的食器，是铜簋的派生物。其自诞生之日起，便在食器组合中占有一席之地，极大的打压了铜簠的发展。铜盒是春秋晚期新兴的食器，主要流行于南方地区。战国早期，铜盒的地位开始上升，在礼器组合中大有取代铜簠之势。二、在铜簠的影响下出现了新的方形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铜簠的发展空间。如方豆的出现，尤其是方豆，到了战国早期以后在器物组合中的地位迅速上升。三、这一时期青铜文化衰落是大的趋势，铜簠的衰落也就在所难免。

【文章来源：转载自河南博物院】